红四方面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在战斗中涌现出了大量的能征惯战的优秀将领，其中不乏像许世友、王建安、王宏坤、陈再道、洪学智、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陶勇、王必成、聂凤智、周志坚、张才千、秦基伟等一批杰出的军事人才。
这些将领大多数都曾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军、师级职务，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许多将领最初的职务几乎相同，而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的战绩与职务逐渐有了差距。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差距并非因为某些将领的能力不足，而是他们所承担的使命各不相同，这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举例来说，陈锡联与张才千，两人曾共同担任红四军的师长，且在抗战爆发后都先后担任了129师的385旅团长。尽管他们的起点类似，但在随后的作战过程中，二人各自承担的任务却完全不同。
土地革命时期，陈锡联和张才千的资历与职务几乎相当，唯一的不同是，陈锡联多担任政工职务，如团长政委、营教导员等，而张才千一直以军事干部为主，担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位。二人在红四军时期分别担任第10师和第12师的师长。在抗战爆发后，红四军改编为129师385旅，陈锡联和张才千分别担任769团和770团的团长。
展开剩余72%当时的任务并不单纯是前线作战，还需要分兵守卫陕甘宁边区，维护边区的安全。最初上级准备将769团留守陇东，但后改为770团与旅部、直属队共同留守，而129师的其他部队则奔赴前线。留守的部队要完成的任务非常繁重，主要包括建立统一战线，防范国民政府的摩擦，打击土匪，防止日军及国军的入侵等。尽管不少战士心情沮丧，认为守卫后方与前线作战相比没什么意义，但张才千作为团长，必须向部队解释清楚，驻守后方同样是为了保障大局，意义非凡。
张才千没有回避问题，正面回应部队的疑虑，告诉大家：“我们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哪怕任务看似简单，但其实同样充满艰难险阻。”他坚持带领770团驻守后方，执行了长达七年的任务。直至1944年，张才千被调往豫西区担任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才从团级升任为旅级。虽然他早期并未参与太多前线作战，但他在后方的执着与坚守也让他逐步获得了晋升。
与之相比，陈锡联率领的769团则在战场上直接与敌军对抗。陈锡联的769团初上战场，就参与了晋东北的激烈战斗。当时，日军出动了飞机，陈锡联敏锐地判断出阳明堡镇附近可能有敌军的机场。在得到当地百姓的证实后，他迅速部署，成功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了24架敌机，并消灭了100余名日军警卫部队。此战不仅为769团打响了名声，也使得陈锡联初战即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陈锡联随后参与了太行山地区的多个战役，包括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一系列硬仗。相较之下，张才千在后方的角色显得较为平淡。抗战结束后，陈锡联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了豫北战役、淮海战役等多场战斗，且随着战斗的推进，逐渐从团级指挥官晋升为兵团司令，指挥了更大规模的作战。
而张才千则在抗战结束后，加入了中原军区的建设，并参与了豫西及鄂西北的抗战。无论是在行军过程中，还是在鄂西北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张才千始终坚持“生存第一，突围第一”的原则，帮助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然而，鄂西北环境恶劣，人民基础薄弱，物资短缺，发展非常困难。1947年，张才千又被调往江汉地区，在此继续开展抗战工作。
尽管张才千未能在前线大显身手，但他在许多战役中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即使当渡江战役爆发后，张才千担任湖北军区的参谋长，参与了剿匪等重要任务，他依旧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张才千和陈锡联的经历来看，两人都拥有出色的军事素养，但由于所担任的任务不同，战绩与职务的差距逐渐拉开。陈锡联无疑是其中的“战功大将”，在战场上屡建奇功，而张才千则更多地在后方指挥与组织工作中展现才华，尽管如此，张才千始终没有机会像陈锡联一样参与大规模的前线作战，尽管他的个人能力与陈锡联并不逊色。
二者的命运轨迹也反映了战争年代中不同岗位上的将领们，在各自的职责与使命面前，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发挥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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